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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 爱 与 性 病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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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、嫖客里谁更加危险？男性厂长、经理、老板们。 按照主要职业来分类，那些形形色色的男性厂长、经理、老板们的嫖娼可能性（发生比率）是城市中的男性体力劳动工人的10倍，是各种农村男劳动者的22倍！可是，他们肯定会觉得冤枉，因为其中许多情况是为了“应酬”。那么谁被“应酬”了呢？恐怕更多的是那些可以出租权力的人。 这些男人之所以更加危险，更在于他们同时最可能成为性传播的最主要的“桥梁人群”。这是因为，他们更容易倚权杖势地与更多的“二奶”、“小蜜”、“情人”发生性交；甚至可以更容易地和更多地强奸手下的女性。这种“性的阶级霸权”表现为：他们平均有过6．41－6．27个其他性伴侣，是工人的1．95－2．60倍，是农民的2．87－3．37倍。 此外，调查数据还表明：在那些接受过性服务的男人里，有39．2％的人是发生在调查之前3个月以内，在6个月之内的占50．0％，在一年之内的占71．6％，在5年之内的占88．5％。也就是说，在1998年8月－2000年8月之内，中国性产业曾经出现了急剧的增长，比此前5年之内的规模扩大了4倍还多，比自从性产业重现以来的规模也扩大了2．5倍。可是，2000年的性病报告率反而下降了。除了数据不完全的因素以外，这是不是也在提醒我们：性传播的可能性也许被夸大了？ 三、安全套的使用情况 与配偶或者长期同居的人过性生活是最安全的 与不同对象性交时使用安全套的情况 不同性交对象 每次使用者的比例 1、配偶或者长期同居者 14．8％ 3、短期的其他性伴侣 30．1％ 4、与性服务小姐临时性交中 46．9％ 5、在调查前3个月内与 图表中的“长期”＝超过6个月；“短期”＝3－6个月；“临时”＝短于3个月 在上面这个表格里，中国人用自己的实践表明了他们对于艾滋病风险的认识：与配偶或者长期同居的人过性生活是最安全的，与长期的其他性伴侣则不安全一些，与短期的其他性伴侣会更不安全，而与性服务小姐的临时性交则是最不安全的。也就是说，由于中国人在艾滋病风险越大的性交中，就越多地使用安全套，而且最近以来（1999年5月－2000年5月）更多地使用，所以艾滋病的性传播的可能性，已经被再度地缩小了。正是这个因素，才使得2000年的性病报告率下降了。 如果这种良性状态能够继续发展下去，例如在性产业中实行“百分之百使用安全套”的管理，那么艾滋病的性传播可能就不再是大问题。 因此，请不要仅仅依据现有的性病报告率，来推算性传播的可能性。 请不要把艾滋病恐慌作为整肃性道德的最后武器。 调查是这样做的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1999年8月到2000年8月进行的全国分层抽样调查。作者为负责人。课题组成员还有：史希来、郭大平、王爱丽、蔡鑫、黄琦、黄盈盈。 随机抽样的方法是：按照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，以非农业人口的比例为分层标准，侧重东南沿海地带，总共分为14层；以县级地区为初级抽样单位，抽取60个。县以下使用PPS抽样到居委会或者村，然后依据核实过的居民名单进行等距抽样，而且涵盖了当时当地的流动人口，抽样误差小于0．04。统计分析时按照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加权。 除了严守社会调查的通用规范之外，主要采用了3项新方法： 第一，我们没有到别人的家里去调查，因为谁也不会在自己家里，甚至当着家里人的面，谈论自己的性生活，更不可能说出任何一种非婚性行为。我们是通过预约，主要在下班后和双休日，把被调查者请到我们所住的宾馆房间里，关起门来，同性别地、一对一地进行调查。 第二，事先进行抽样、上门预约的人，与最终进行面谈的调查员相互隔绝，因此实现了最大限度的匿名化，而且向被调查者充分地说明与演示了这一点。 第三，我们使用了笔记本电脑进行调查（“电脑问卷调查法”是目前国际上调查敏感问题时的最佳方法）。也就是：把所有的问题都一个接一个地显示在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上，被调查者通过按键来回答。一开始的不敏感的问题，都由调查员一边问一边操作电脑一边教被调查者使用。等到关于“性”的问题开始出现时，就由被调查者自己独自操作与回答了。这时，调查员坐到对面较远的地方，由于笔记本电脑的屏幕（“盖子”）的遮挡，不可能看到被调查者的任何回答，实现了最大限度的保密。 我们请文化低的被调查者带上耳机，从电脑里听到宣读提问的声音（备有4种方言）。如果被调查者仍然听不懂，就由调查员来逐题解释和询问了。不过，这种情况我们只遇到千分之4。 我们的有效应答率是76．3％（3820个样本），表明上述调查方法是成功的。 ［转载请注明本文出处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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